罗伯特是谁？
亨利·马丁·罗伯特（1837-1923）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，最后升任工兵准将，令他永垂史册的杰作却是我们在推介的《议事规则》。罗伯特根据美国草根社团的合作实践，以及英国四百多年的议会程序，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编纂成《议事规则》，于1876年问世。其重要性立即为人们所认识，影响迅速扩大，被广泛接纳为各类会议的议事准则。1915年修订和大为扩充的《议事规则》第四版是个里程碑，由于罗伯特的独特贡献，书名也早就被公认作《罗伯特议事规则》（Robert’s Rules of Order）了。
议事原则内容（极简版）
第1条 动议中心原则：
动议是开会议事的基本单元。“动议者，行动的提议也。”会议讨论的内容应当是一系列明确的动议，它们必须是具体、明确、可操作的行动建议。先动议后讨论，无动议不讨论。
第2条 主持中立原则：
会议“主持人”的基本职责是遵照规则来裁判并执行程序，尽可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也不能对别人的发言表示倾向。（主持人若要发言，必须先授权他人临时代行主持之责，直到当前动议表决结束。）
第3条 机会均等原则：
任何人发言前须示意主持人，得到其允许后方可发言。先举手者优先，但尚未对当前动议发过言者，优先于已发过言者。同时，主持人应尽量让意见相反的双方轮流得到发言机会，以保持平衡。
第4条 立场明确原则：
发言人应首先表明对当前待决动议的立场是赞成还是反对，然后说明理由。
第5条 发言完整原则：
不能打断别人的发言。
第6条 面对主持原则：
发言要面对主持人，参会者之间不得直接辩论。
第7条 限时限次原则：
每人每次发言的时间有限制(比如约定不得超过2分钟）；每人对同一动议的发言次数也有限制（比如约定不得超过2次）。
第8条 一时一件原则：
发言不得偏离当前待决的问题。只有在一个动议处理完毕后，才能引入或讨论另外一个动议。（主持人对跑题行为应予制止。）
第9条 遵守裁判原则：
主持人应制止违反议事规则的行为，这类行为者应立即接受主持人的裁判。
第10条 文明表达原则：
不得进行人身攻击、不得质疑他人动机、习惯或偏好，辩论应就事论事，以当前待决问题为限。
第11条 充分辩论原则：
表决须在讨论充分展开之后方可进行。
第12条 多数裁决原则：
（在简单多数通过的情况下）动议的通过要求“赞成方”的票数严格多于“反对方”的票数（平局即没通过）。弃权者不计入有效票。
思考
仪式意义大于工具意义
《议事规则》也是前几天看到的，本质上并不是很高深的内容，前几日看到据说万科在会议的时候王石便是会议的主持者，来了兴趣，翻了翻找到了手册的极简版本。
从极简版的内容上看，内容是非常简单，但是作为一种工具书的出现，并且热销，其本质是解决了工具背后的问题 - 如何让权力的输出变得正式化。
人类社会是通过会议的形式 - 大多数人在一起决策关于多数人利益的一种行为，这是我所认知的会议本质。罗伯特的这本书还没有入手，初读简章，不仅叫好，因为其仪式意义远大于实际的工具意义。
中国文化的特殊性
在国内，中国式的会议已经有了深刻的文化元素与符号，好比国外英文词典中“guanxi”对“relationship”这一单词的补充，中国传统文化所遗留的基因其中“会议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中国人喜欢阶级性，所以在语言相辱过程中，大多cao ni ma是必备语言，前几天看到OSChina上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，说得就是这个（传送门），而之所以愿意问候对方的家族，是因为文化中独特的“家族”属性。
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点很多，自家庭概念出发却是可以得到总结，比如说，西方人在成年后，通常跟家庭就没什么关系了，而东方习俗则非常重视家庭的概念，无论生老病死，都与家人有关，例如病了家人帮忙治疗，饿了靠家里供养等等等。记不清那个美剧，有这么一幕，儿子带夫人回父母家住，半夜起床吃了父母家冰箱的面包，隔日父母非常恼火，这便是西方社会家庭关系的真实写照。
所以，在中国文化中，骂人的元素中，做对方的父辈、祖辈甚至祖宗辈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，代表着一种凌驾性的“关系”。要知道，在中国古代，家族中的族长，通常可以以“族法”决定族人生死，可以说是一言不合打死人是符合当时律法的。
所以，会议很早便已是一种工具，一种输出权力象征意义的工具，大多数会议其本质是被用来统一思想的，而不是真正用来讨论决策的。
如果还有人认为，会议可以讨论出结果，那真是大错特错，没有任何伟大的决议、想法、概念、是通过会议可以被讨论出来的，至少至今我尚未知道。
手册好在那里
总的来说，在全球的人都爱开会情况下，这本书解决了：
- 从技术层面上如何有秩序的开会；
- 从管理层面上如何更工具化的开会；
- 从实际意义上决定会议的合理性。
以至于孙中山先生甚至都推广过这本书：
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建立之初，就竭诚呼吁国民运用议事规则的工具。从民国政府的首任教育部长、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《追忆中山先生》里，我们能看到孙中山的努力。
蒋梦麟在书中写道，“辛亥革命后过了几天，中山先生动身经欧返国。临行时把一本《Robert’s
Parliamentary Law》交给我，要我与麻哥（刘成愚）把它译出来，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，无秩序，无方法，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。我和刘没有能译，后来还是先生自己译出来的，这就是《民权初步》……”
我想，这便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吧。